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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振華:雙底線思維是金融危機以來宏觀政策的“中國經驗”

來源:中誠信     發布時間:2019-11-26     瀏覽量:267

       11月24日,第九屆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頒獎典禮暨中國經濟學家論壇在武漢舉行。武漢大學董輔仁經濟社會發展研究院院長,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研究所所長,中誠信集團創始人、董事長毛振華教授出席論壇并發表演講。毛振華在演講中著重介紹了他從事金融危機以來中國宏觀經濟與政策研究的一個重要成果,即宏觀調控的穩增長、防風險雙底線思維。他指出,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中國宏觀政策基本上貫徹了穩增長、防風險的雙底線思維,在不同時期各有側重,這是金融危機以來宏觀調控的“中國經驗”。在中美沖突持續存在的背景下,宏觀政策要在穩增長和防風險雙底線思維下選擇好平衡點,做好短期政策和中長期政策的結合。本文根據演講內容整理,題目為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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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榮幸能有機會發言。這個論壇已經舉辦了9期,在前幾期中我均作為董院等機構代表作歡迎致辭,但這次是第一次做學術發言,也是我給自己申請的一個機會。

今天給大家帶來的是我這兩年關于宏觀經濟與政策的的思考,是我個人對2008年以來宏觀經濟與政策的梳理與總結。我重點分享三個方面的問題:首先,討論一下金融危機以來宏觀調控的“中國經驗”是什么,其次,講講當前中國經濟發展遇到的新情況,也就是中美博弈之下,中國的政策做了哪些調整;第三,分析在當前內外挑戰之下,中國未來怎么走。


雙底線思維是中國過去十年宏觀政策的高度濃縮

有關金融危機后中國宏觀政策應對效果的討論有很多,對于以“四萬億”為主的經濟刺激政策影響和效果的評估也存在比較大的爭議。但不可否認的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后,在一系列反危機措施的引導下中國經濟取得了長足發展:2009年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2011年成為第一大貿易國,此后雖然跟美國互有交錯,但不是第一就是第二;2014年開始中國成為凈資本輸出國。這些都是我們過去無法想象的成就。“四萬億”的強刺激政策為中國經濟的發展提供了窗口期,在西方國家經濟低迷、復蘇艱難的時候,中國經濟實現了錯峰發展,我們今天的經濟格局乃至政治地位都是由這樣的一個政策所帶來的。不管有多大的問題,我們都不能否認在過去10年(2008-2018年)穩增長政策所起到的效果。

但是,穩增長的經濟政策源起于金融危機,是反危機時期的政策,在政策出臺的第一天起就與風險相伴。而中國是一個中央集權的經濟體,在體制機制上具有政策層層放大效應,在這種政策放大效應的帶動下,當年的投資實際上或遠超過四萬億。尤為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利用國有企業作為反周期調控的一個基本工具,優點是國有企業的執行力度強較容易取得政策效果,但問題也會隨之伴生。美國等西方國家也在金融危機后對一些企業提供了救助,但它們沒有那么多國有企業,且在危機之后就逐步收回了救助。中國通過擴大負債等形式提供給國有企業的救助卻并沒有被回收,一條臨時開挖的應急渠道最后變成了一條奔騰的大河。國有企業在政府支持下的高速負債擴張引發了對民營企業的擠出、產能利用率下降等一系列問題,在一定程度上偏離了對金融危機前既定的市場化的改革路線圖,并導致風險持續累積,這是我們需要認真思考的問題。

2016年中,我發表了一篇以“中國宏觀經濟政策必須轉向防風險”為核心思想的報告,第一次把金融危機以來中國的宏觀政策濃縮為穩增長、防風險雙底線思維。報告提出,金融危機以來長期的穩增長政策已經取得良好效果,但同時也積累了很多風險,穩增長政策邊際效用不斷下降;隨著全球經濟走出金融危機,外部環境相對寬松,宏觀政策應轉換至以防風險為重心。總體上,在實施以穩增長為重心的宏觀調控時,需要密切關注風險的防控;而在倚重防風險的政策中,也需要關注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合理把握穩增長與防風險二者的平衡。這個報告通過中國人民大學的智庫渠道提交給中央并獲得了領導批示。無獨有偶,2016年末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穩增長、防風險,這個政策繼續在2017年的兩會得到確認,當年10月舉行的十九大把“防范化解重大風險”列為三大攻堅戰之首。

雖然直到2016年底中央才把防風險列為正式的宏觀調控目標,但我認為,我國的政策目標始終關注防風險,只是在不同的時期根據主要矛盾與次要矛盾的變化各有側重。我認為,金融危機以來中國的宏觀政策高度濃縮的話就是兩條:穩增長以及與穩增長相配套的一系列的政策,防風險以及與防風險相關的一系列的政策,也就是穩增長、防風險的雙底線思維。這是回顧中國過去十年所走過的路得出的經驗與總結,是我對宏觀經濟理論的一個重要的貢獻。我最近也在思考,有沒有可能再進一步提煉和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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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因素的干擾導致中國調控重心再度轉換

在2017年我國出臺了一系列防風險政策之后,2018年政府工作報告再度明確“推動重大風險防范化解取得明顯進展”。但是,中美貿易沖突的爆發改變了這一政策取向,使得2018年以來宏觀調控重心再度側重于穩增長。

事實上,美國因素對中國經濟運行的擾動多次存在,并總是在中國準備開展重大經濟政策的調整的時候出現。比如,2007年正值上一輪經濟增長的頂峰,當時政策層已經清醒地認識到了經濟運行中的結構性問題,宏觀政策也開始注重結構調整,防止經濟過熱。但由美國發端的金融危機導致宏觀政策重心發生了偏移,迅速轉向穩增長,開啟了力度較大的反周期刺激調控。2018年中國也走了類似的路,宏觀調控剛剛把防風險作為重中之重,美國便挑起了貿易戰,經濟運行的外部復雜性上升,導致經濟政策重心不得不做出修正,再度轉向穩增長,政策力度超出預期,財政政策積極的力度進一步加大,貨幣政策從穩健中性轉向穩健、邊際寬松。

在同一年內兩次調整宏觀政策方向,這在全球宏觀調控歷史上是不多見的。從現在的情況來看,中國經濟基本上承受住了政策的調整。未來中國經濟還會承受什么樣的情況?這就必須看未來中美關系對中國的影響。我認為,貿易戰只是一個“前哨戰”,美國挑起的對中國的沖突或存在“三部曲”,第一步就是貿易戰,第二部是推動中美“脫鉤”,第三步甚至是將中國拖入“新冷戰”。美國對中國的態度已經發生根本改變,認為中國是前蘇聯之后美國所遇到的最大的挑戰和憂患。在這種背景下,中美關系的緊張會是常態,不因為我們目前簽訂或不簽訂貿易協定而發生根本改變。無論是中國還是全世界,都不得不承受中美長期博弈的局面。


未來需做好穩增長、防風險的平衡術,更加精準的做好力度把控

在中美博弈長期化的背景下,中國該如何應對?還能繼續像2008年那樣擴大債務、擴大投資、依托國有企業逆向調節的思路嗎?我不太贊同。金融危機后借道國有企業進行總量擴的方式導致投資效率下降是事實,國有企業擠出民營企業也是事實,必須警惕再度重蹈這樣的覆轍。更為重要的是,當前我國的債務風險已經累積到了相當的程度,無論是企業部門還是政府部門乃至居民部門,金融危機以來杠桿率均快速攀升,這是中國經濟所面臨的風險。在當年中國的債務水平還比較低的時候,通過“債務-投資”驅動穩增長具備一定可行性,但當前中國的債務水平已經很高,再按照這個思路已經難以為繼。

2018年以來在中美貿易戰一波三折的情況下,我國實施的積極的財政政策、邊際寬松的貨幣政策對于對沖經濟的下行是有一定效果的。但貨幣政策是總量政策,總量政策對于解決短期問題有一定效果,但并不能解決經濟運行中的結構性問題。在中美博弈長期化的背景下,不能總以短期心態應對中長期的問題,將短期的穩增長政策當作中長期政策來實施。經濟增長要把短期政策與中長期政策結合,堅持穩增長和防風險雙底線思維,在不同的時期選擇不同的穩增長、防風險之間的平衡點和側重點,做好二者的平衡術。

在當前中美博弈持續的情況下,穩增長暫時成為政策的重心,但經濟運行的風險持續存在,比如債務風險,因此,未來仍需持續防范經濟運行中的風險。當然,盡管中國經濟運行中存在諸多問題與風險,但中國經濟仍然存在很多機會,消費升級、技術創新等等都有望給經濟增長帶來動力。在當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面對外部環境的復雜化,按照既定路線圖持續推進改革開放,促進經濟結構調整與升級,推動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做好自己的事,對中國來說才是應對風險的最佳選擇。

金融危機以來中國宏觀調控“穩增長與防風險”的雙底線思維使我們率先走出危機,取得系列成績;隨著經濟企穩,在我們側重防控風險之時,由于中美關系發生巨大變化,使得我們的政策重心發生了調整,政策力度也比較大;我認為尤其是在穩增長和防風險二者尺度或者力度的把控方面,是當下宏觀調控尤為需要平衡或者考慮的。那么在當前內有下行壓力外有中美博弈等多種壓力下,做好自己的事,對中國來說才是應對風險的最佳選擇。以上就是我對三個問題的回答。

由于每位代表只有十五分鐘,我這里就簡單的介紹我的觀點和看法,請大家指正批評!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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