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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振華:宏觀政策工具選擇要兼顧短期調控與長期目標

來源:中誠信     發布時間:2019-12-01     瀏覽量:93
     11月30日,由中誠信國際信用評級有限公司、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經濟學院聯合主辦的“中國宏觀經濟論壇(2019-2020)——結構調整攻堅期的中國經濟”在中國人民大學舉行。中誠信集團創始人、中誠信國際首席經濟學家、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研究所聯席所長毛振華教授出席報告會并參加了論壇第二單元。下文根據毛振華教授論壇發言整理,全文轉載自人大中國宏觀經濟論壇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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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政策研究是宏觀研究領域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經濟形勢的變化直接引起經濟政策的變化,經濟政策的變化又反過來作用于經濟運行,二者在一定程度上互相影響而又互為因果。

中國的宏觀經濟政策研究來說,2008年和2018年是值得認真研究的兩年,在這兩年中宏觀政策都出現了明顯的轉向和調整2008年上半年,因為2007年GDP增長達到歷史性的頂點,同時資源配置扭曲問題較為突出,結構調整的重要性凸顯出來,我們執行的是以防止經濟過熱為主的宏觀政策;但到了2008年下半年,為了應對從美國蔓延至歐洲乃至影響到全世界的金融危機,我們出臺了一系列力度非常大的強刺激穩增長的政策,政策重心轉向了保增長。類似的情況出現在十年后:2018年上半年,宏觀政策仍然延續了2017年防風險的思路,把防范化解重點風險作為三大攻堅戰之首重點推進;但隨著中美貿易戰的爆發,考慮到中國經濟或許難以承受內部去杠桿與外部貿易戰的雙重壓力,宏觀調控政策再度側重于穩增長。這兩個年份中,一年內向兩個反方向發力,基本上是成熟的經濟體一個周期的歷程。

我們可以發現,無論是2008年還是2018年,中國重大經濟政策的調整,都受到了美國因素的干擾。未來中美之間的博弈仍可能是常態化的,美國因素對中國經濟的擾動將持續存在。在這種外生沖擊短期不會消失的情況下,如何找到經濟增長的新空間?“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我們不妨先分析一下過去四十年中國經濟取得成功的原因,或許有助于為當前問題找到答案。

總結改革開放四十年以來中國經濟取得的成功,主要有四個方面的經驗。

一是改革,上世紀70年代到90年代是中國經濟短缺經濟到向結構性過剩經濟轉變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通過改革放松計劃管制,推動所有制結構和價格體制的改革,提高了勞動生產率,帶動了中國快速增長,有效地填平了經濟短缺的巨大缺口,甚至還帶來了結構性的過剩。

二是開放,由封閉性的內向型經濟體轉換成開放型的外向型經濟體,這是中國加入WTO之后高速增長的主要原因。開放政策利用了中國的比較優勢,挖掘了市場需求,造就了中國經濟史上一個從未有過的景觀。

第三,2008年以后我們又抓住了一個重大機遇,通過填平債務缺口穩定經濟增長,結果是我國由一個低債務的國家變成了一個高債務的國家。2008年時中國政府債務很少,居民部門儲蓄率很高,基本沒有負債。10年后的今天,包含隱性債務在內的政府債務已經在全球處于較高水平;居民部門杠桿率大幅度上升,儲蓄率大幅下降。我們實際上是使用了未來的需求,有效的刺激了經濟。有人說,我們這一代人是花了下一代人的錢,也干了下一代人的活。

第四,九十年代末以來,針對有效需求不足問題,我國與創新相關的體制機制設計逐步落到實處,以互聯網浪潮為代表的一系列創新對中國經濟增長同樣產生了重要貢獻

當前,中國經濟已經早就告別了短缺迎來了過剩,經濟運行中蘊藏的風險也逐步顯現。一方面,杠桿率居高不下,債務風險仍處于高位,結構性問題仍然嚴峻;另一方面,對外開放又面臨全球化逆轉的局面。在新形勢下,過去十年依托擴大債務帶動經濟增長的老辦法已經難以為繼,從2008年以來一直在提的調結構現在成了更為緊迫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該采取什么樣的宏觀政策?如何把中長期政策目標和短期政策結合在一起?

我認為,我們仍然要堅持穩增長、防風險的雙底線思維,宏觀政策工具的選擇要注意短期應對與長期目標的協調。穩增長、防風險的雙底線思維是中國應對金融危機以來宏觀經濟政策的一個重要特色,即通過不同的政策組合來實現多重目標。在2008年至2016年上半年,宏觀政策是以穩增長為主,兼顧防風險,與之相匹配的政策工具的組合是“三七開”,70%用于穩增長,30%用于防風險。2016年下半年至2017年進行了重大調整,把防范化解重大風險作為三大攻堅戰之首,是另一個“三七開”,政策工具70%作用于防風險,30%用于穩增長。現在,是“穩增長”和“防風險”并舉,大概是五五開,50.5%致力于穩增長,49.5%致力于防風險。綜合來看,研究政策工具時要注意短期應對和長期影響的匹配,要兼顧“穩增長”和“防風險”的雙重目標。

做好穩增長、防風險的平衡,需要與之相配套的政策工具,這一方面要把握好政策工具之間的平衡與協調,另一方面需要加強政策創新,加大力度推進能兼顧穩增長與防風險的改革。今天由于時間關系,我就只舉其中的兩個例子講一講。

第一個是減稅降費與降低政府開支的政策匹配問題。如果只減稅而不降低政府開支,這兩個政策工具就是不匹配的,因為政府開支歸根到底還是要靠稅收。在過去很多年里,財政收入的增長極快,最高的年份增長幅度超過30%,在經濟繁榮的年份里長期以GDP增長速度2倍以上增長,長期積累下我們國家財政增長速度形成慣性,現在我們遇到經濟下行,財政收入下行的同時還要實施大規模的減稅,這輪減稅的力度是巨大的,但我們的財政政策還能支撐,為什么?因為我們國家的稅法是很嚴苛的。在過去的情況下,各級政府,各級稅務征管部門都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權,而現在的企業面臨減稅的同時,大多數感受不到稅負的減輕,原因是監管的加強;征稅加強征管,等于加稅。所以這個背景下,今年財政政策還能維持住。但是明年如果繼續減稅的話,在不影響政府龐大開支的情況下,政府減稅空間究竟還有多少,這是有待研究的。

另外一個很有研究價值的問題是農村土地制度改革。最近國家出臺的相關文件,近乎永久性的承認并確定農民的土地承包關系,那是不是可以嘗試把農村土地徹底改革呢?即土地所有權歸公,個人擁有土地使用權,而通過使用權的轉讓、流通,可以盤活土地市場,增加農民收入;并不需要其他特殊的政策也能讓農民獲得消費能力,從而啟動巨大的中國農村市場,并充分吸納大量社會資金,消化過高的貨幣存量,在一定程度對沖資產泡沫。